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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从抗日战争开战最初，就在心中做出一个分工规划，把军事与外交划为自己的责任区，而把行政和党务工作托付他人。

全国行政工作最高领导机构当然是行政院，而孔祥熙担任行政院长或者行政院副院长（蒋介石为正），实际主持行政院工作前后7-8年之久，当然成为蒋介石最依赖的最高行政领导人。

1、怂恿投降的行政院长

早在南京时期，孔祥熙就对抗战持悲观态度。

当1937年7月初蒋介石还在庐山征询各方意见，和争取地方军政领袖们支持抗战时，孔祥熙就和主和派最为接近，而对宋子文和宋美龄持明显对立态度。

淞沪战争失败后，当德国大使陶德曼介入调停和平时，孔祥熙立即视为千载难逢良机，极力怂恿蒋介石接受停战条件。即便是蒋介石断然拒绝后，他依然对和平保持高度关切，甚至安排自己的线人与日方人士维持联系。以致当蒋介石发现后，当即严厉警告他立刻停止一切活动，否则以叛国罪论处。大致而言，孔祥熙直到武汉撤退才放弃和平幻想，此后不再涉及谋和行动，以致在汪精卫脱离重庆政府的活动中，从不曾有关于孔祥熙的谣传。

总地来说，孔祥熙趋向和平是他的个性缺乏像蒋介石那般斗志，和他对中日国力差距的理性判断所造成。但是他从来没有透露过丝毫与蒋介石分道扬镳的意念。因此，虽然蒋介石对他提出严词警告，但是他对蒋介石绝对效忠，不会成为心腹之患。因此尽管蒋介石并不嘉许孔祥熙的工作能力，依然信托他领导中央政府工作，甚至让他兼任财政部长，充分授权他去筹办军费。基本上，由于孔祥熙和宋子文水火不容，两人的追随者又彼此倾轧，而蒋介石又只敢信赖亲信，则孔祥熙的忠诚使蒋介石对于把政府工作托付给他可以完全放心。

结果是，在整个抗战八年中的中央政府工作，不管是在武汉时期或是重庆时期，长期都是在孔祥熙实质掌控之下。由于行政院掌管中央政府各个部门，是抗战的神经中枢，因此他在政府工作领域里产生了极大影响力。

中国民间历来对孔祥熙的印象是长袖善舞，既多财又敛财，但是对许多具体事务并不清楚。

首先说到孔祥熙的行政能力，大概最被诟病的是他缺乏领导者的认真、勤奋、气度和才能。

他对行政院职务懒散处置，经常不到院内办公。在1941年底到1942年初时段，在国事极度困难情况下，他居然请了长达5个月的病假却不辞职，而蒋介石也不予撤换。

其结果是行政院陷于半瘫痪状态，大部分事务任由二级主管便宜行事，又缺乏明确指示或完成任务期限，养成行政院职员们普遍得过且过风气。即便是孔祥熙处理院务时，也是稀松邋遢。他在稀有的召集高级干部会议中，竟然可以宣布早上11时开会却迟至下午1时才到达会场。

根据院内高干形容，他的讲词杂乱无绪、冗长重复、东拉西扯、废话连篇，时而慷慨激昂，时而忆旧闲谈，不但令人生厌，而且完全浪费高官时间。1943年在某次院会中他与社会部长谷正纲为了革命党人是否可以家中富有而争吵不休，被与会高官嘲讽为“是行政院院会半年来最可记录之一事。”由此可见行政院平日院会内容之贫乏不堪。

如此最高领导不能激励下属力疾从公，完全在意料之中。

2、腐败奢靡的私生活

其次说到生活作风。

早在1938年武汉时期，行政院为了替孔祥熙安置公馆和购买家具的费用过高就已经无法负担，只好疏通由财政部，行政院秘书处，和中央银行共同分摊。

这个案件首开恶例，中央政府高官除了支领丰厚薪水，还要把一切私人用度交由国库付帐。而由于私人用度经常漫无限制，超过本单位财务支付的能耐，因此属下公务员为了报销上官的私人用费而绞尽脑汁出奇制胜，否则还要被责骂为无能。孔祥熙带领全国最高行政机关做出这个示范，随即鼓励其他部会高官们上行下效，成为官场普遍作风。

但是另外一方面，孔祥熙对行政院广大员工同样遭遇的住房困难则漠然无视，没有半点参与痕迹。其结果是造成极大的不公平。奉公守法者居无定所，而违法乱纪者则仿效孔祥熙做法，利用手中职权满足个人欲望。

孔祥熙1939年搬到重庆后变本加厉，他最早选择的官邸是位于国府路的范庄，早已是重庆市最知名的豪宅大院，原本是四川旧军阀范绍增的财产，由范氏姨太太居住。该建筑地处半山，风景优美，有大庭院和草坪，建筑总面积超过当时在重庆市区的行政院办公厅。但是孔祥熙并不以此满足，不久之后（1940年）又以躲避日本轰炸为借口，在乡间选定另外一座山上建筑了一个西洋式官邸，成为乡间别墅。按当时行政院全体员工也为了躲避日本轰炸而在龙井湾建造了一个办公厅，全部建筑费是8万元，可是孔祥熙自家单一幢别墅建筑费就达4万余元。

孔祥熙除了挪用公费建造豪华公馆和别墅之外，还把居家的日常费用嘱咐行政院秘书长由公费报销。依据行政院总务部门记录，孔祥熙宴请宾客次数频繁开销最大，而且公然大幅超出政府规定的节约标准，一律由院长的“机密费”开支。

更有甚者，孔祥熙以美食家自诩和引领时尚，因此受他赞赏的厨师也随之身价陡升。

根据军令部长徐永昌记载，在成都的军政首长们宴会必须要到以“一至十”为招牌的餐馆并且指定某名厨，因为孔祥熙推崇他的烹饪手艺，每桌餐费（1943年）高达12000元。后来地方权贵竞相效尤，宴客一定以汽车接送该名厨主厨，以致该厨师在成都市侯门之间来往不息。

孔祥熙超乎寻常的嗜食和频繁宴客，一位高官曾经提供一个生动而尖锐的描绘。

在他笔下，孔祥熙油光满面，笑容可掬，有说有笑，“席间孔院长演说，也很得意。其实他的笑痕是时刻挂在脸上的，加以他丰满光彩的面颊，令人一见便联想到戏台上天官赐福的面具。他真是生成财神的面孔。他这样的脸孔也是他政治活动上的一种帮助，可以使人易于亲近。”

当然，孔祥熙如此为国辛劳地大吃大喝也必然会产生健康后果。因为他就曾经抱怨自己体重过重（170余磅），晚上不能熟睡，醒3-4次。

无可避免地，孔祥熙的公款私用包括送礼在内。

1939年孔祥熙的“机要费”原本预算已经高达14余元，然而他在宴客送礼中全部用完，还需从财政部挪用补贴，最后仍然短缺6-7万元。其中特别慷慨的一次是他以公款广结善缘，私下向亲信干部们打点送钱总数高达7.7万余元，指定由“机要费”开支。不幸的是，虽然孔祥熙企图以秘密方式散财，依然事件外泄。因此相当一部分职员由于没有分到钱就开始抱怨，在院内掀起一场争闹丑剧。

当孔祥熙的消费在政府预算内无法消化时，行政院领头做出恶劣示范，那就是扩张政府编制和预算。这个做法在行政院拟定的警卫大队编制表和预算书中最为突出。在行政院历史上，谭延闿时代院中警卫队50人，汪精卫时代短暂增加到120人。蒋介石时代又大幅减少，因为他取消警卫队，从军队调用宪兵70人担任警戒任务。但是孔祥熙在1938年却要求成立一个500人的警卫队，编列预算高达每年30万元，而且队长还是少将阶级将领！难怪院内高级官员也讥讽其规模几乎成为现代“御林军”。

以上所述的孔祥熙这许多奢侈生活，当然引起社会上普遍反感，其结果是政府在战时倡导的许多平抑物价和节约的法令，根本无法得到人民信赖和遵守。上梁不正必然导致下梁歪。

3、孔家的丑闻

在整个抗战八年期间内，中国社会里没有一个领袖的家人行为，如同孔祥熙家人那般引起社会大众的传闻和谴责，最后打击政府威信。

当然流传最广的事件是孔祥熙妻子宋霭龄，逃离香港时竟将大批箱笼，连带女佣与洋狗，霸占机位，以致许多对抗战有贡献而且必须赶紧离开香港的忠贞人士无法搭乘飞机。

此事不久在民间广泛流传，甚至舆论界有高度公信力的《大公报》也刊登谴责社论，并且向政府提出挑战，如果该报报导与事实不符，愿意接受政府以毁谤罪论处。但是政府只是私下多方疏通而没有公开加以驳斥。几年之后，中国驻美外交官也向国内报告，宋霭龄在美国生活奢侈，激起美国舆论不满。而关于中国高官在美国银行开设账户窝藏巨款的消息，在整个抗战时期谣传不断，引起社会舆论严厉指责，孔祥熙持续是焦点人物。

孔祥熙的子女们也成为政府高官和社会大众的非议对象。

比如说，孔祥熙儿子孔令侃以平民身份却干涉航空委员会事务，引起空军将领高度反感。当然更离谱的是孔祥熙让自己年龄尚未满16岁的女儿参与公务。根据一位行政院高官的目击记载，孔祥熙女儿在1938年行政院第一次院会时，堂而皇之地闯进会场与孔祥熙闲话家常，而孔祥熙也停止议程向在场官员们宣称，他女儿经常为国家服务，“翻译电报，代阅公文”等等，从未支领国家分文报偿。

孔祥熙继之愤愤不平地说，外界传说他女儿拿国家薪俸，真是欠缺公道。但是部属们会后私下议论，孔祥熙何以不顾满朝大员和官方配置的译电员，却让尚未成年的儿女插手处理国家大事？

至于其他子女私德败坏和贪污枉法行为则是流言不断，虽然细节难以取证，但是在重庆被政府高阶层如此广泛流传，即便是谣言，若不及时严正澄清，就足以严重打击政府威望和公务员士气。

其实在众说纷纭中，有一个绝对可信的案例是出自蒋介石本人笔下。

抗战刚刚爆发，南京政府就发生纱布交易所舞弊大案。但是蒋介石感叹“为财部职员不能究办”，其幕后原因是孔妻宋霭龄涉案，引起蒋介石写道，“阴性”（指女性）之极端不宜参与政治。孔姨（指宋霭龄）太露锋芒，受忌必甚”。案件只好不了了之。

另外一个可信的指控则来自孔祥熙的好友陈光甫。

当陈氏在1939年正在极力争取以中国矿产为抵押品而向美国借款时，却发现孔祥熙儿子已经暗中动手在各省搜刮囤积该类物资，希望藉此发一笔国难财，导致陈光甫断然与孔祥熙决裂。

再根据陈诚所得情报，孔氏家人仅仅在四川省内江县一个地方就开设了五家绸缎店铺，造成恶劣观感。至于有关孔祥熙的子女被控行为失检和牵涉金钱不洁时，当孔祥熙被质问时，也是尽量规避或含糊作答，反而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严重打击政府信誉。

更有甚者是，孔祥熙不但本人和家人成为公众丑闻的资料，他的亲信下属也恶名昭彰。根据一位知情高官描述，早在南京政府时代，他们嚣张行为已经露出苗头。到了1938年，孔祥熙左右随扈和副官不下百余人，他们（及家属）在由南京撤退到汉口的轮船上霸占优等仓位，沿途大吃大喝，对财政部官员颐指气使。即使孔祥熙本人或许不知情，但是如此驭下无方，就是长官的罪恶。

到了重庆之后，每次行政院院会时，院长的随从、副官、司机和各部会首长的随扈们必定在行政院地窖或停车场聚赌，输赢动辄数千元。